外围比分直播_这位中科院副院长服务科学家 陈景润:需帮助找他

作者:匿名
2020-01-07 08:05:43

外围比分直播_这位中科院副院长服务科学家 陈景润:需帮助找他

外围比分直播,1977年5月12日,上午9点多,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正在机关礼堂开干部大会。他的秘书郭曰方留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,突然电话铃响了,是邓小平的秘书打来的,“如果方毅同志有时间,请让他到玉泉山来一趟,小平同志想找他谈话”。

郭曰方放下电话,顺手撕下一张纸条,潦草写上几笔,大步往礼堂走去。正在开会的方毅看到了递上来的条子,停顿几秒种,马上宣布:“中央领导有急事召见,请其他院领导继续主持接下来的会议。”离开会场,他和同为中科院副院长的李昌一起出发,10点钟就到达了邓小平住处。

郭曰方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回忆,方毅当天返回中科院后兴奋异常,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就是:“小平同志很快要出来工作了,他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。这下我们的事情好办了!”

  收拾“烂摊子”

“这下我们的事情好办了!”这是方毅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

1976年12月底,时任对外经济联络部(简称外经部)部长的方毅接到通知,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国科学院,协助年事已高的郭沫若院长主持全面工作。当时在外经部秘书处工作的郭曰方被选为方毅的专职秘书。1977年1月12日,他跟随方毅第一次走进中国科学院,看到到处贴着控诉“四人帮”的大字报,还听到不少人在窃窃私语,“听说方毅很能干,这个烂摊子够他收拾的”。

“烂摊子”的意思是,“文革”前,中科院拥有106个研究所,到了此时,中科院直属研究所只剩下13个;北京地区的研究所有170名高级研究人员,但其中130名是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。

当时邓小平住在玉泉山上,看“烂摊子”的视角比别人也高些。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,他选择科教领域作为突破口,自有一番深意。他估计,中国科教事业已落后发达国家20年,“我知道科学、教育是难搞的,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。不抓科学、教育,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,就成为一句空话”。

5月12日邓小平的突然召见,给了方毅收拾“烂摊子”的强大信心。邓小平是方毅的老领导,1953年9月,方毅调任财政部副部长,不久后,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部长。1954年1月,邓小平在财政部会议上,针对信贷资金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等问题,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六条方针。会后,方毅对他主管的部门加强调查研究,减少事务性工作,为加强财政监督创造了条件。方毅还与其他部领导共同研究,在财政管理上采取了一些新措施。那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结果不仅没有动用上年结余,而且实现收支平衡,有了16.05亿元结余,是新中国成立后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。那一年财政部的任职经历,让方毅对邓小平的部署决策能力深感钦佩。

时隔22年,再度回到邓小平的手下工作,方毅的步子迈得更大了。6月20日,方毅主持召开了中科院工作会议。当时阻力最大的就是取消革命委员会。郭曰方回忆:“有的同志认为,既然有了党委,恢复了所长职务,又成立了学术委员会,革命委员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”但当时中央没有这个精神,全国各地也没有取消革命委员会。有关同志请示方毅,方毅态度坚决地说:“那是‘文革’的产物,现在情况变了,那就取消好了。”于是,中科院成了全国第一个取消革命委员会的机构,可以说打破了当时的禁区。

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

一个月后,邓小平正式复出。8月4日,根据邓小平的提议,方毅主持召开了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。方毅和有关人员反复讨论出席人员名单和发言内容。郭曰方说:“挑选发言人的标准有两个,第一是在科技和教育界有威望和影响,第二是敢于发表意见。”

郭曰方记得,当时参会的科学家集中住在北京饭店,大家心情激动,很多人彻夜难眠。但第二天到了会场,却都沉默起来。直到邓小平来到会场,气氛才缓和。他先问大家年纪,然后高兴地说:“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,我看有希望。”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,发言可长可短,重复也可以,插话也可以,什么话都可以讲。“今天,‘钢铁公司’‘帽子公司’‘鞋子公司’都要丢掉!”他还指着方毅说,方毅同志同我一块抓,也可以说他帮我,也可以说我撑他腰。郭曰方说:“我还原不了小平同志的幽默感,当时大家不停地开怀大笑。”

会议原计划开三至五天,每天三四个小时,最后实际开了四天半,每天六七个小时。邓小平原计划不一定每天都出席,但每场座谈会他都没落下。座谈会的召开,为全国科学大会打下基础。

1978年3月18日,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。大会筹备阶段,国家科委负责讲话稿起草,讲话稿起草完后,要送到中央政治局,由中央领导审议后印发。邓小平看完讲话稿后说:“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,我看写得很好,文字也很流畅。”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,一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提出两条修改意见:一是改一个标点符号,二是把讲话稿中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改为毛主席的话“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”。方毅请示邓小平,邓小平说:“第一条意见,我们接受;第二条意见,不改。”

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引发轰动。讲话突出了四点:科学技术是生产力;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;关于红与专的问题;为科学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

“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”

从这个“科学的春天”往前回溯14年,1964年冬,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中方科研人员。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汇报,由于中国没有高能加速器,他们的工作备受歧视。周恩来当场说,中国也要搞高能加速器。1972年,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就发展高能物理事业给周恩来写信,周恩来批示:“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!”但“四人帮”说加速器是“破铜烂铁”,建造计划搁浅。

直到“科学的春天”来临,方毅见到了张文裕,了解到这段往事。经过一番波折,1981年5月,在全国著名物理学家云集的“香山会议”上,多数专家都赞成建一座2.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。

在当时,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刚开始,中国的问题是填饱肚子,基础研究嘛,就让别的国家去搞。有人提出,科技界应当将更多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,而不是在基础方面。在一次专门讨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方毅为了说明其重要性,拿来钢铜复合板和行波管,现场演示。“你是来变戏法的。”一位中央领导说。方毅答:“是变戏法,让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一席之地!”一向温文尔雅的方毅,当着众多中央领导,罕见地执着起来。他后来说:“在原则问题上,我是寸步不让!”

争论依旧存在。时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谢家麟不止一次听方毅说:“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,犹如一笼螃蟹,你提一个,其他的也夹着不放,只好一起提出来。”1984年10月7日,对撞机终于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,邓小平在动工仪式上说:“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!”1988年10月16日,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,邓小平对工程建设代表说:“现在世界的发展,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,中国不能安于落后,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。”

在科学领域,邓小平和方毅逐渐形成了默契。全国科学大会之后,方毅决定抓稀有金属资源丰富的三大共生矿,即四川的攀枝花、内蒙古的包头和甘肃的金川。从1978年起,方毅每年都要离京一个月,去三大共生矿,这需要和邓小平请假,而邓小平每年都爽快地准假。稀有金属提取难度大,需要依靠科学技术攻关,邓小平给予方毅充分的信任,郭曰方回忆:“小平同志曾经不止一次说过,只要是方毅同志的报告,我闭着眼睛都批!”

需要帮助时找谁?找方毅! 

方毅说,科学院没有领导,我们是为科学家服务的,要当科学家的“后勤部长”。

科学家则把方毅当成朋友。蜚声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在“文革”期间被列为“白专典型”,饱受摧残,因此独来独往,性格孤僻。一次,郭曰方听到有人敲门,开门后发现一个年轻人穿着肥大的深蓝色中山装,衣服都褪色了,上来就是一句“老同学,你好!”郭曰方和他素不相识,就问他是谁。“我是陈景润。”郭曰方这才反应过来,但不明白为何跟他是同学。“方毅是厦门人,我也是厦门人,你给他当秘书,也是厦门人,所以咱们是老同学。”郭曰方觉得很有意思,“他是用数学推理的方式,推出来的”。陈景润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:“这是我去美国讲学,拿的讲课费,我要交给方毅!”郭曰方觉得很奇怪,问他原因又不肯说。考虑到当时一些风气并未完全消失,郭曰方便拿起信封,塞进了陈景润的口袋,系上扣子,说:“你放心地拿回去,如果有人说闲话,你再来找方毅。”陈景润这才把信封装起来,“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吗?两万美金!”后来,有人问过陈景润,当你需要倾诉或帮助的时候,你找谁呢?“找方毅!”陈景润毫不犹豫地说。

“改革科技体制,我最关心的,还是人才。”这是邓小平的话。改革开放初期,科技领域面临“人才断层”,派遣留学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。

1979年1月,方毅随邓小平访美。在加州理工大学,留学生对他说,只要有中国留学生的班级,在全班成绩前五名里,中国留学生至少能占三个,方毅非常高兴,说:“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!”

回国后,邓小平召集方毅和有关部门领导人谈科技、教育的对外开放问题。邓小平认为,应当大量派遣留学生。他问方毅:“每年派一万人怎么样?”方毅说:“没有问题,我看可以。”但有人说青年学生容易被“西化”,留学应该只学自然科学,不学社会科学。方毅反对说:“让学生了解、比较一下西方怎样看待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好呢?”

大量留学生陆续派遣出国。在联邦德国进修的老舍之女舒雨给方毅写信说,她每月享受德方助学金,扣除房费后有750马克,按国家规定,最后只剩下23马克零用费,剩余都要上缴国家。这一规定让留学生削减了社交活动,“有时是明显躲避人家,使外国朋友莫名其妙,产生了中国人不如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好接近的印象”。

方毅将信呈送邓小平,并写上意见:“外国资助的是留学生,而不是资助我们的政府。我们不应该扣缴部分助学金。”邓小平表示赞成,决定留学人员的海外奖学金和助学金一律归自己。

不久,方毅收到一名自费留学生的来信,称因不是公费留学生而受歧视。方毅向邓小平报告,不拿国家的钱,争取了留学机会,应当鼓励和支持,不应歧视。邓小平批示:公费自费,一视同仁。

原国家科委副主任、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,方毅出身贫民,没受过高等教育,但却是一个博学多闻的“大知识分子”,“在我接触到的老同志中,胡耀邦是这样一个,方毅也是一个”。一次中央召开会议,讨论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问题,邀请方毅列席。询问他意见时,他从PN结的形成原理说起,逐步扩展到国家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方向,以及国际发展趋势,件件说得专业、具体。原国家主席李先念惊叹:“你怎么什么都懂?”

方毅之子方季生回忆父亲时,向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起了两件让他终生难忘的小事。

一次,院子里的锅炉坏了。方季生正陪着父亲散步,方毅说“这个锅炉最大的麻烦是法兰盘”,并详细说出了法兰盘的接口尺寸,“如果接不好会经常出问题”。方季生一脸惊讶,方毅则轻描淡写地说:“这个简单,学学就会了。”多年后,方季生和院里的锅炉工聊起此事才得知,方毅经常跟他聊天,渐渐就对锅炉的工作原理烂熟于心了。

另一件事,发生在方毅生命的最后时光。当时他的记忆力已经比较差了,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不会记得。方季生坐在父亲的病床前,看到输液瓶子上用英文写着的成分表,随口念了出来。方毅很快说出了一长串关于这个化学成分的功用,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,“我当时惊呆了”。

“方老是老革命里的科学家。”方季生曾听别人这样评价父亲。恰是这样的方毅,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,参与并见证了祖国“科学的春天”。

作者: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杨学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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